在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皆有绰号，每个绰号都点明了好汉的显著特点，有就其形像的，有就其性质的，有就其行为的，还有就其身份的。
为什么水浒传中朱贵的绰号叫旱地忽律？
在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皆有绰号，每个绰号都点明了好汉的显著特点，有就其形像的，有就其性质的，有就其行为的，还有就其身份的。
大概从宋代起，流行起了绰号，，到明代更普遍，比如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绰号为“闯王”，而且当时不少农名领袖都有绰号，什么“满天星”、“八爪龙”、“过江王”、“黑心虎”等等之类的。在水浒小说中也广泛运用到了绰号，且各有千秋。
有表其形像的，如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通过绰号表明二人的身量之高。再如“矮脚虎”王英，则是身材矮小。还有“白面郎君”郑天寿，表其长相俊美，“美髯公”朱仝和“紫髯伯”皇甫端，同是赞其胡须长得好。
有表其性质的，比如，黑旋风李逵，“旋风”本是宋代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即可发炮。当时民间还有俗语“神仙难躲一溜烟”，形容这种火炮的速度极快，别名也叫“旋风”。李逵之所以叫“黑旋风”，一是指他的肤色黝黑，二则是指他的性格暴躁，就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再有如霹雳火秦明，表其性子暴躁。拼命三郎石秀，则是好勇斗狠。
有表其行为的，如“及时雨”宋江，表明此人平时好善乐施，肯周济人。“鼓上蚤”时迁则表明他是个当小偷的。
有表其身份的，如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这两位都有一身好花绣，在宋代流行刺青花乡，很多男性都有纹身，刺得好的甚至能引起别人的羡慕。李师师看了燕青的纹身便赞不绝口。
行者武松是对游历道人的称呼，因武松身背命案，便改头换面，做头陀打扮，江湖人送行者。船火儿张横，这里的火就是伙计的意思，张横就是船伙计的头儿。
再比如，混江龙李俊，听着名气挺大，实际上混江龙指得不是龙，而是宋时一种刷荡沙泥的治河工具。此物木质，直径一尺四，长五六尺，四面装有铁叶，重达三四百斤，沉入水底，以刷荡泥沙。
混江龙用在李俊身上，不仅指他在水中涤荡的威力，水夫也确实了得，也指他在某一事件中搅和的能力。李俊原为艄公，兼贩私盐，在营救宋江时曾大闹江州，后来做了水军头领，位列二十六位。可见，“混江龙”是水陆两栖人物。
水浒中还有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如“病尉迟”孙立、“病关索”杨雄，这里的“病”并不是指他们身体不健康，生病了，而是含有超越，胜过的意思。“病尉迟”就是赛过尉迟恭，“病关索”就是超过关索。
那么，朱贵的绰号“旱地忽律”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绰号又展现了朱贵的什么特点？
首先可以否认，朱贵没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这里的“忽律”指得是一种猛兽，一说为鳄鱼，即陆地上的鳄鱼；另一说为有剧毒的四脚蛇，天生喜欢吃乌龟，吃完后掏空壳，自己钻入其中，冒充乌龟，坐等猎物靠近时，发出致命一击，将猎物收入囊中。
两种说法都意在表现朱贵的阴险狡诈，善于伪装的特点。那么朱贵确实如此吗？且看他在小说中的作用。
朱贵在小说中是个小人物，出场没几回，但是他的工作却是梁山的重中之重。
朱贵在江湖上做客商赔了本，遂投靠梁山泊入伙。加入梁山后，他打着开酒店的幌子，背地里干着刺探往来客商的消息。
碰上单身客商就干些越货的勾当。凡有上梁山的人必经此店，他向湖对面射一支响箭，对面便有来人将入伙者接过去。
如林冲、晁盖一伙人上梁山都是通过朱贵的酒店，再有后来者，如清风寨、清风山的一大批人上梁山也是通过朱贵的酒店。
吴用曾说过，朱贵这个酒店招接四方好汉，凡要入伙的，必先投奔到他那里。由此可见，朱贵经营的酒店好比投靠梁山好汉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到了朱贵的酒店，也就基本等于到了梁山了。
再者朱贵还负责为梁山打探情报。如江州劫法场，也是从朱贵这个小人物入手所引出的。再如芒荡山樊瑞一伙对梁山不利的消息也是朱贵提供的，雷横途径梁山时，朱贵又将此信息报给了宋江。
由此可见，朱贵所从事的工作对梁山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比梁山的耳目，连接梁山与外界的往来。所以“旱地忽律”，这个绰号既有表其身份，也有表其行为的一面。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按理说，朱贵这个人物如此重要，也算是创梁山的元老之一，可他的排位并不上道。
梁山经历了王伦、晁盖和宋江时代，他在哪个时代中都是排到末端。王伦时代没几个人，加上后来的林冲，朱贵排最后一位。林冲火拼王伦后，又进行了一次排位，在11人中，朱贵还是末位。
后来梁山队伍扩充，清风寨和清风山的人加入后，朱贵的座次依旧在末端。到了宋江时代，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排名时，他也排在了绝大多数好汉之后，位列9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尽管说水浒传是一部书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但总得来说，实际并未站在民间的角度上，而仍旧是以官方的口吻来记述的小说。
我们看下排位靠前的基本都有不是纯粹意义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宋江做过押司，卢俊义是财主，吴用是私塾先生，公孙胜道教徒弟，关胜是朝廷巡检，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秦明、 呼延灼也是公务员出身，花荣清风寨武知寨，也不是底层，拥有丹书铁卷的柴进更厉害了，人家是后周皇族后裔。
水泊梁山前十位中没一个彻底的农民，他们所代表的也不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宋江一心要招安，还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他们只是在寻找着一种江湖道义，恰好站在了蔡京、童贯之流的对立面，只是客观意义上的一种农民起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旱地忽律”朱贵在江湖中有些影响力，一旦放在权贵当中，则意义不大，实质上只是微小的下层平民。
这个是怎么叫出来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戴笠被称为戴老板，我的猜测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是情报人员之间的一种固定习惯性称呼，戴笠可能用过老板这个代号。 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军统的实际老大，人们都看他位高权重，所以，才会都管他叫老板。
下面我们就看看戴笠罪恶的一生：
戴笠,字雨农,原名春风、徵兰,浙江江山人。1897 年 5 月 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四岁丧父,靠母亲蓝月喜以祖遗田产为生。1903年,戴笠入塾,四年后入仙霞国民初级小学。他天资聪颖,只是生性贪玩,又爱惹是生非,虽受到母亲的严加管教,总是习性难改。
一、发迹经历
1910 年往江山县城文溪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报考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作文试题《试各言其志》中,抒发自己的抱负,在文章结尾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但他并不知道怎样才算圣贤豪杰,人学不到一年,就因捉弄管理寄宿生的舍监被开除学籍。
回家后与一些意气相投的人混迹于花会、设坛开乩、求神问卜的场所。其间曾于 1917年入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当了几个月学兵,1920 年往沪杭一带找发迹的捷径,未得机遇而返。1924 年江浙战争时,在乡组团练充当团总。
1926 年,戴笠改用是名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与派回军校活动的胡靖安、陈超等人秘密交往,监视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的言行。1927 年4 月军校“清党"时表现特别积极,受到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人的赏识。旋被选人骑兵营第一连,并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开往苏州受训。是年8月,下野,戴笠被推选为骑兵营代表之一往奉化溪口向表示慰问和拥戴。他以一番忠贞的言词给蒋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由于下野,骑兵营教学停顿,戴笠往上海加入由胡靖安领导的联络组为收集情报。他和青帮头目,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搭上关系,由杨引荐又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进而与杜、杨“在杭州西湖之滨杜庄,结为异姓兄弟”。因而他获得的情报最多。同年 11月,军校令骑兵营学员返校继续完成学业时,他认定为蒋做情报工作是个人发迹的最好途径,便留了下来。1928年1月重新上台后,戴接替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联络参谋,直接受的调遣,在二次“北伐”及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常出入前线,搜集军事情报。
“”后,戴笠与一些黄埔少壮军官在指使下,组建秘密组织三义力行社,当选为候补干事,并由亲自指定他担任特务处处长(即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长)。1934 年 7 月,接替邓文仪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随后他将调查课归并于特务处,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建立区、站、组各级特务组织,并渗入到军宪警及铁路等各个部门。
又先后在南京开办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浙江警校内开设特训班,培养出一批具有绑架和电讯技能的特工。
1935 年担任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
戴笠贯彻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在 1933 年 5 月指挥平津组织在北平六国饭店击毙张敬尧外,把破坏组织,监视、逮捕、党员及爱国人士作为基本任务。1933年6月由他亲自指挥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次年 11 月,又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
他布置平津特务组织对著名爱国将领、秘密党员吉鸿昌进行未遂,便交由北平军分会将其杀害。1935 年 11 月 1 日,晨光通讯社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南京中央党部刺杀未成,将汪精卫击伤,孙当场死难。案发后戴笠立即调动大批特工搜捕晨光通讯社所有成员,并连及不少无辜,由他亲自严刑审讯。他误认为此案主谋是王亚樵,派员往将与王有过交往以及与王素不相识的人加以逮捕、引渡,并派特工追踪王亚樵，到广西梧州将其。
由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连发生反蒋事件。1933年11月,福建当局和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错等成立福建,宣言反蒋。戴笠亲自赶往厦门、漳州等地,配合的军事进攻对十九路军将领进行分化收买,致使一些将领倒戈,促使福建失败。1936 年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两广“六一”,戴笠对广东空军将领及飞行员多方收买,使实力雄厚的广东空军投蒋。
同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被扣,戴笠肩负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受到一些黄埔军人的追究,他自知难辞其咎,为“实践君辱臣死之义”,随同宋美龄、端纳等前往西安,即被张学良软禁。他自忖凶多吉少,写下一纸“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况,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由此更加受到的器重。护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被拘押后,一直由他负责监管。1937 年 12 月,戴又将从海外回国参加的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等诱捕监禁。
二、抗战时期的作为
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赶到上海,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建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别动队武装。11月初别动队掩护淞沪守军撤退,除遭受较大伤亡外,一部分退入租界被解除了武装,戴将不足两千人的残部撤退到安徽祁门、浙江遂安,整编为教导总团部,戴亲自兼任总团长,后经收编散兵游勇,人数又达万人,于 1938 年 5 月改名为忠义救。设总指挥部于汉口,戴自任总指挥。
1938 年迫于党内外强烈要求取消秘密小团体的呼声,将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复兴社一并解散,戴笠担任改组后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军统局成立前后,戴在湖南临澧开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招收失学失业青年千余人施以特工训练(后迁贵州黔阳、息烽)。在武汉、浙江等地开设译电、电讯训练班。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又陆续开设兰州特警训练班、重庆谍报参谋训练班、外事训练班等等,特务队伍迅速扩大,除大力扩充各级特务机构外，陆续在东南亚各国建立海外组织。至 1942 年，基本特工达四五万人。1940 年春,戴笠派军统人员协助各战区编组和训练便衣混城队六千七百余人。1942 年戴呈准将混城队划归军统,改编为别动军。
戴笠凭借宠大的军统组织和的宠信,不断把权势伸向各个部门。1941 年夏,先后当上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和财政部缉私署署长。1943年又兼任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及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局长,主管邮电航空检查的会特检处,也由他派军统骨干刘璠任处长。还掌握了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数万人的缉私武装。
为了使军统能忠实地为效力,戴笠以“秉承领袖意旨,体会领袖苦心”作为军统局的指导方针。他要求所有人员“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必须始终如一,至死不变。他对军统人员的思想行动实行严格的监督,建立了各种名目的督察监督网,以他制定和宣布的各种规定、禁令,作为军统内一套不成文的“家法”,惩罚标准全凭他个人的意旨。“家法”的残忍,致使不少人走上的道路。
军统局帮办唐纵深有感触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其惧。这是他事功成就的两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海军部发现军统在珍珠港前夕侦译出日本空军发动这次偷袭动向的情报准确无误,于 1942 年5月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dward Miles)来华寻求建立基地。
戴笠陪同梅乐斯往东南沿海地区考察,除提供这些地区的地理水域、敌情等方面的资料外,要求美方给予帮助。经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极力主张,双方建立起电讯侦译、气象测量、水雷爆破等方面的合作关系。1943年4月,正式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合作范围扩大到由美方帮助训练军统武装,并提供武器装备,供给交通工具和医疗设备。
1943年6月起,先后开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班,一律由戴笠任主任,由美方特工任教官、总教官,分期分批训练忠义救、别动军和专门与武装制造摩擦的国民党杂牌军。1944 年秋,戴又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 William J. Donovan)签订补充协定,确定由美联邦调查局派员帮助训练高级特务,在重庆开办了特警训练班,并由美方配备诸如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等各种现代化刑具。
三、针对党的及锄奸
自抗战以来,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党。戴笠秉承蒋的旨意,除布置军统西北区对在西安进行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党员宣侠父秘密杀害外,围绕陕甘宁边区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在重庆,戴笠更是亲自布置对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人员盯梢,并运用各种渠道方面的情报。
1940年2月,他发现军统电讯处长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人秘密加入了党,立即将张、冯等六人及南方局担任联络的张露萍一并逮捕,亲自严刑审讯,企图一举破获重庆地区所有地下组织,未能达到目的,便将张等囚禁在息烽集中营,于抗战胜利前夕将他们杀害。
1940 年 3 月,借成都饥民发生抢米事件将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戴笠亲自赶至成都审讯,妄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党的目的未能达到,便令特务将洪希宗等多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重庆监禁在“白公馆”看守所,于1945年8月18日将其枪杀。在江南一带则令忠义救袭击新四军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戴笠也曾指挥军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等活动。1938 年 3 月,戴笠密令天津站长陈恭澍对伪华北首要王克敏相机刺杀(未遂)。同年 12 月,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戴组织行动组,往河内对汪精卫追踪监视和,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1940年相继在上海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1938 年9月,他令上海区将与日方有过接触、并未投敌的唐绍仪砍死,在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40 年戴令上海区“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予以破坏性打击”,先后了几个中级职员，并在伪储备银行内设置爆炸物,引起敌伪血腥我方农民银行、银行驻上海的职员,酿成耸人听闻的“银行血案”。
与此同时,戴笠也指挥军统直接对日军采取过一些行动。1940 年戴笠批准上海军统组织拟定的刺杀日本军人的方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行动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十余人,大多是一般士兵。同时对敌方的交通桥梁、物资仓库以及各种军事设施也进行过一些破坏。
据国民披露,此种行为达 2101 次。军统与敌伪的斗争虽影响有限,但还是属于民族战争的范畴。
戴笠执行的曲线救国路线,担当了与敌伪勾结的重要角色。
1939 年底至 1940 年 9 月,他指挥军统区长王新衡冒名宋子良与日方主管“桐”工作的今井武夫等人在港澳进行多次密谈,达成中日停战,共同防共的初步协议,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未能付诸实现。1940年3月他派唐生明往京沪与敌伪头目挂钩。唐的真实身份暴露后,充当起日方与重庆间沟通关系的桥梁。
此后,戴又陆续派军统人员与汪伪核心人物周佛海、伪陆军部长鲍文樾、伪海军部长任援道、伪社会部长丁默邨,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等人联络,虽说是“策反”,但也是企图共同对付党及其武装。1945 年初,派员往河南,江苏等地勾结伪军,得到孙殿英,张岚峰等伪军头目“惟蒋委员长和戴先生之命是从,绝对不同党妥协”的许诺。
四、死亡之谜
1945 年7月,戴笠为策应美海军陆战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及抢夺胜利果实,偕同梅乐斯、杜月笙等赶往浙江淳安指挥。正当他们加紧筹划时,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戴即令各地军统武装分别抢占上海、南京、杭州、漳州、厦门、武汉、长沙、徐州等城市及京沪、沪杭、粤汉等铁路干线。
同时对所勾结的伪军,分别给予国民党军的名义。还派员往南京勾结侵华日军总司令,要冈村“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保证冈村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必将优予厚遇”。9月上旬,戴笠由淳安到沪,成立军统及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他一面指挥军统抢先劫收敌伪产业,一面向要求取得了肃奸大权。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对全国各方强烈要求取消特务组织的形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除将忠义救,别动军改编成 18 个交警总队外,与李士珍、宣铁吾等人争夺全国警察权。1946 年 3 月上旬,戴在北平盛情款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要求美国扶持他在战后海军中取得权位。
此时他得到召他返渝的电报,于 3 月 15日乘专机离平,17日上午从青岛飞往上海途中,因气候恶劣,在江宁板桥镇附近岱山坠机殒命。国民党“着追赠陆军中将”。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19世纪三个小人物形象的名字？
1、杰武什金
在小说《穷人》中，杰武什金是一个身份卑微的抄写员，深爱着可怜的孤女瓦莲卡，因担心人言可畏，不敢与瓦莲卡有过多接触，只能趁礼拜天做弥撒时才能一睹芳容。他愤懑于社会的不公，但又无力反抗且不敢轻易改变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事物。他性格懦弱，稍受打击就失去自信，心怀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他为瓦莲卡付出诸多，然而“小人物”终究敌不过社会现实，瓦莲卡最终还是不得不嫁给了有钱的贝科夫。他在文中绝望地叫喊：“我会死的，瓦莲卡，我一定会死的;我的心承受不了这样的不幸！”
2、拉斯柯尔尼科夫
《罪与罚》亦是19世纪的产物。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处于极端的贫困中：离开大学，欠下一笔债务。抢劫、谋杀、偷盗、贫穷、醉酒—这正是圣彼得堡的真实写照，同样也是主人公生存的地方。由于难以面对圣彼得堡的严酷现实，主人公自我欺骗创造出“超人理论”，犯下罪行。即使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识到了的错误，但性格里的懦弱、优柔寡断让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逃避现实，长久忍受煎熬与折磨。
3、赫列斯达可夫
《钦差大臣》中的小人物，该小说讲述了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闹出许多笑话的故事，它改变了当时俄国剧坛上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而来的思想浅薄、手法庸俗的闹剧的局面，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
bilibili前身？
bilibili以前叫Mikufans,2010年才改名为Bilibili。Miku就是初音的名字，初音未来全称（初音ミク/Hatsune Miku）。
当年B站站长比较喜欢电磁炮女主（魔法目录番外篇，某科学的超电磁炮女主，御坂美琴）,女主人公御坂美琴的能力是用硬币打出电气系技能超电磁炮，在与拥有将一切力量化为乌有的男主对战时，电流所发出的声音被调侃为“bilibili”，此后男主给御坂美琴起了个绰号叫“bilibili”。所以后来站长就改名了。
新余市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谁？
新余市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谁不好下结论，介绍3位比较有影响力的新余名人供参考。
胡金魁（1906—1982），新余市水西镇铜林村人。1934年入党，湖北省人大常委原副主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被服厂厂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陕甘宁边区招待所所长，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站长，外交部外事处处长等职。
抗战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招待处处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副官处处长，上饶办事处主任，新四军财经部驻华光公司督导主任，华东印钞厂厂长、厂总管处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南下干部大队淮海大队政委，豫、皖、苏工商局副局长兼开封市银行行长等职。
新成立后，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北省政协副，湖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
周慹平（1938—2013），江西新余人。1973年4月入党，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曾任江西省商业储运公司汽车运输队队长，江西省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党委秘书，江西省商业厅副厅长，江西省外经贸厅厅长，江西省省长助理、党组成员，江西省副省长、党组成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关工委主任等职。
傅抱石（1904—1965），生于南昌，祖籍新余，现代画家，“新山水画”代表画家 。
曾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职。著有《绘画变迁史纲》《绘画理论》《古代绘画之研究》《傅抱石美术文集》《傅抱石山水·人物技法》等。绘画代表作品有《钟馗》《屈原》《江山如此多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