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很多地下工作者都选用无线电广播传递情报。长距离传输，更安全，更稳定，更可靠。双方提前约定好用那本书对照密码，广播里说的数字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
潜伏中的广播没有那么多信号转播塔？
时期，很多地下工作者都选用无线电广播传递情报。长距离传输，更安全，更稳定，更可靠。双方提前约定好用那本书对照密码，广播里说的数字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阻止我方用此方法传递情报，限制沦陷区人自由使用收音机。就算允许使用的地区，也要人为破坏信号接收装置来限制收音机的信号接受范围。
时期，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信号转播塔，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信号干扰源。只要假设好十几米高的无线电发射塔，就能覆盖几千公里范围。
而且，时期的收音机以进口为主，主要是美国货。而美国生产的台式收音机一般能接收三千英里(这个距离基本能接收全国的信号)之外的电波。国产的收音机一般用的也都是进口部件，只是在国内组装，所以性能也不错。
所以，不用担心余则成收不到信号，只要约定好调频就行。
(文/勇战王聊历史)
李涯出现在第几集？
李涯是在第十一集出现的。余则成为了营救秋掌柜，和左蓝设计，向天津站指出有军统特务在延安潜伏，代号佛龛，如果想要回佛龛，就得释放秋掌柜，然后李涯和秋掌柜交换，秋掌柜得救。李崖来了以王牌特工“佛龛”的身份加入天津站，并担任行动队队长。
大家看过谍战片潜伏吗？
李涯其人，表面上看冷血无情，但纵观全剧，他还似乎有些优点，不记得是哪一集了，他曾经表达过内心的想法，大意是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他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以自己的，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他命运不济，生不逢时，空有一腔报国心，却报国无门，只能应付机关单位中的明争暗斗，他有才华却无处施展，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他仍没有放弃，直到生命的终结，可以说，和谢若林这样唯利是图的人相比，他不是一般的高尚，他有着自己的信仰和目标，并为之奋斗，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他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坚持。
风筝里的六真有其人吗？
历史上真正被称为“六”的实际上是晚清的恭亲王奕訢，不是什么郑耀先。
将看剧当成看历史的，赶紧趁着天冷拿冷水泼泼脸，清醒清醒……
《风筝》里的“六”说的是军统“八大金刚”里排行第六的郑耀先，但是，军统没有这个人，历史上也没有这个人，郑耀先只是一个人为创造的人物。
对于风筝这部剧，我只看过几集，因为不喜欢里面戴笠的人设，所以弃了。在剧中，戴笠的智商低了，城府低了，人物性格更是偏向了小丑化，被郑耀先玩弄于股掌之间。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戴笠又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不可否认，戴笠曾经作为在上海打流的“小瘪三”，确实染了不少恶习，但是他其实特别注重塑造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在考上黄埔军校以后，更是改掉了曾经的很多恶习。
此外，在特务领域，没有几个人是戴笠的对手，总理自然可以，李克农也可以，76号的李士群也可以，但是，他们在对上戴笠的时候也不轻松。
何以一个六哥郑耀先能将戴笠耍得团团转？即使郑耀先作为主角，头顶主角光环，但是为了凸显郑耀先的厉害，也没必要对戴笠进行小丑化。
历史上，军统没有八大金刚，只有四大金刚，也就是戴笠的四个心腹，即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和陈恭澍，这四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敢忤逆戴老板，更不用说能将戴老板耍得团团转了。
赵理君为军统刺杀过杨杏佛、史量才和唐绍仪，是戴笠手里的一把利剑，只是后来因为贩毒，被韦孝儒发现后谋杀了韦孝儒，由此引起了公愤，最后被下令枪毙。王天木被李士群使了一招离间计后投靠了李士群，了军统，但是后来没被制裁，跑到活了103岁。陈恭澍被李士群逮捕后选择了投降，抗战胜利后被判刑，坐了2年牢后被释放，然后继续从事特务工作。沈醉被毛人凤留在云南，没来得及撤退，后来参与起义，1960年获得特赦，写了不少书。
军统除了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和陈恭澍这四大金刚以外，还有戴笠、唐纵、郑介民这三大巨头。
但是，不管是四大金刚还是三大巨头，都不是郑耀先的历史原型。在历史上，我党在军统虽然确实有潜伏特工，但是都达不到郑耀先的高度。
王天木只是被李士群“请”去76号喝了两天茶，戴笠便为了避免王天木可能会背叛军统而决定铲除他，因为到了王天木这个位置，如果他真的投靠了李士群，将会给军统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所以，在《风筝》中郑耀先在已经引起了戴笠的怀疑的情况下，有些事有些话又显得这么刻意，戴笠怎么可能反而会放下对他的怀疑，还会继续容他？即使不会马上下手，也会剥夺了他的权力，根本不会让他有对付自己的机会。
站长到底知不知道余则成是潜伏者？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存在争论，经典有其争论的价值，毕竟是教科书级的影视剧。站长究竟知不知道余则成是卧底？答案是：“在内鬼的问题上不完全相信他，但是又不愿意去怀疑他，甚至都懒得调查他，他对余有复杂的情感因素”。解释这个问题，各位读者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解析、去把握：
一、站长与余则成的特殊关系。站长是余则成军统青蒲特训班的老师，这种师生关系使他们有天然的亲近感。余则成信奉：“效忠党国先效忠长官”的处事哲学，通过“斯蒂庞克轿车原理”和“玉座金佛理论”，成功的成为军统天津站吴敬中的心腹。对内，服务自己敛财，对外，干工作的一把好手。从情感和情理上讲，这种心腹吴敬中不舍得去怀疑他，更舍不得主动去调查他。
二、站长受国内局势演变影响。从两条主线可以透析：战争胜利初期：佛龛李涯刚回到天津站时，得知军调代表左蓝是余则成在重庆时的情人，便开始窜搓吴敬中试探余则成是不是内鬼。此时的吴敬中，没有丝毫留情支持李涯设计去查余，后期阴差阳错左蓝被马奎枪杀，从此余李结下梁子。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节节失利，大片国土丢失，吴敬中心思就不在天津军统站了，而是考虑后路。吴敬中把为官三思体现的淋漓尽致，为官三思即“思变、思危、思退”。他以敏锐的政治觉悟洞察到了党国大势所去，因此“思退”。在“思退”思想的主导下，战长毫无心思管理军统天津站的事务，开始着手逃离的各项准备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下，吴敬中懒得怀疑余则成，更懒的去调查他。
仅一家之言，供各位读者参考！
